641.第641章 .风雷笔削旧山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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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乔治三世的信笺副本，经由琼崖路海巡署一路递交，向广东朱明山房与天津资政院送达。
当然，乔治三世的国书正本还是由马戛尔尼伯爵亲自携带，预备在面见“中國皇帝”的当口，将国书正式转交过来。这是礼仪所在，不得不如此。
但问题是，谁算是“中國皇帝”——
作为红铜冠小组在这个时空点的最高负责人，慕容鹉已经就任了“护国主”，说起来也差不多是元首了。
可魏野身为道海宗源掌教，依道门旧制，上“师君”号，与“护国主”也堪为敌体。看上去这像是古罗马的双执政官制度，但是又有些不同，更像是道海宗源与红铜冠小组进行战后分赃的联合政权。
这样的联合政权，那磕磕碰碰与利益分割总是免不了的。不管是递交国书的场合，还是谈判代表的人选，在魏野与慕容鹉的碰头会里就吵了无数次。
到最后，就变成了与会的人们低头玩游戏，闲聊用茶点，由着魏野和慕容鹉在一旁讲对口相声：
“要不然，国书移交的时候，并肩子上吧！让马戛尔尼自己判断该把国书交给谁。”
“就你和我坐一块儿？那是坐一张长榻呢，还是坐两张椅子？这几年冲荡之下，出仕满清的家伙差不多都给赶回老家去吃老米饭了，袁枚袁子才这样悠游林下的遗老也不少，我们并肩而坐，这些人嘴里还能有什么好话。魏某都能猜得出来，这帮酸子要说我们仿照唐时‘二圣临朝’制度了！虽然大家都是男人，可要是因此传出什么奇怪的绯闻就不好了。”
……
………
联合会议里一如既往地飘荡着一股不怎么正经的气氛，但是整个东亚的风云变化还不到终止的时候。
东北地方，随着纳萨力克大坟墓的侵染，遗留下来了足够多的负面魔力，而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两甲子有余的杀戮，数百万的亡者，纷纷地从地下被唤醒。
说起来在这持续不断的不死生物大潮中，僵尸倒是不多，骷髅、幽魂、怨灵倒是占了大多数。而很快的，这些不死生物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祸害起李氏朝鲜来。
这个时候，李氏朝鲜里，两班贵族们依旧在孜孜不倦地玩着党争。小小的半岛上，勋贵、士林、南人、北人、东学、西学，处处都是党争的理由，所谓士祸更是十年就起一回。从前明年间算起，这些棒子关起门来一直厮杀到了乾隆年间还不消停，而周围两个体量更大的国家，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也无意间让这个半岛成了最好的养蛊坛。
但是到了这一任的朝鲜国王李祘（祘，同算）手里，党争已经不重要，被朝鲜士人称为“鬼潮”的不死生物大举入侵才是真正的危急存亡关头。
以李氏朝鲜一贯孱弱的武备，边军转眼间就是全军覆没。原本一贯独尊儒术的两班贵胄，眼望着那一片蔓延而来的骷髅海，还有夜里四处袭扰的怨灵，直接就吓死过去的很不在少数。
等到他们想起来征发朝鲜不多的僧人，打算以佛法对抗鬼潮的时候，连汉城都已经沦为鬼域。
不过李朝历代国王祖传的抱大腿技能倒是还没有荒废，李祘第一时间就遣人贲表向乾隆求援。可惜乾隆皇帝已经变成了乾隆安乐公，当朝鲜使臣摸对了门，向着慕容鹉来了一通“哭秦庭”之后，换来的只是济州岛上多了一个难民转运署，大批海沙帮的盐船，兴高采烈地把朝鲜难民一船船地接回来。
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废掉那什么世宗大王首创的窗格子般的“谚文”，改习汉语，归化为汉民，这手续是免不了的。哦，改汉姓就不用了，本来就是箕子后裔，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只是在后来的姓氏研究学里，金姓多出了关东金与高丽金两支，增添了研究者无数的麻烦。
李祘大王连着他全家，如今也都被接到天津当了寓公，正好和乾隆君臣住对门。至于“歼灭鬼物，李王还朝”，这等问题就暂时不在资政院的计划内了。
东亚大地局势演变之快，身在局中之人只觉得乱，只觉得这么几年都不得消停。然而落在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马戛尔尼一行人眼里，就有目不暇接之感。
狮子号为首的使团船队到达了琼崖路所在的海南岛。
虽然使团里担任翻译的两个中國神甫脸色很不好看，但是马戛尔尼伯爵还是很高兴地将伤兵们安排在临高云笈观下属的海事医院中接受治疗。
英国人在这个时候，早就将英国国教的圣公会从梵蒂冈为领袖的公教教会里脱离出来。十八世纪的天主教会最后的威胁手段也不过是绝罚出教会，可这对英国人而言，简直是不痛不痒。而西沙海巡署里，能够充任翻译、通过了通事科初等考试，甚至拿到中级通事执照的军官，就有好几个。
说实在话，用不用还带着这两个中國籍的天主教神甫都是不一定的事情。
还亏得这两位坚贞的基督徒，在重返故土的路上，想起乾隆年间的苛厉刑法，拼命地把自己晒得漆黑，换上了英国军装，一副参加英国部队的殖民地土著模样。
西沙海巡署里，负责给使团办理入境登记的道官宋宁，倒是懒得理会两位预备当殉教圣徒的神甫是个什么心思。他大笔一挥，就给两位神甫办理了英属殖民地土著士兵的入境许可和临时居留证。
作为一个老练的外交家，身为乔治三世特使的马戛尔尼伯爵，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而他的身份也确定了他不能和随员们那样，随意来到民间，去搜集关于这个东方帝国的情报和信息。
不过比起倒霉催的荷兰使团，英国人对自己的礼遇却是非常满意。要知道，荷兰人想要将英国船队当成是吸引鲨化鱼人的诱饵，这件事，从马戛尔尼到斯当东，可都记着呢！
荷兰使团一到临高，马上就得到了通知，中國朝廷关心红溪惨案，并为此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质询会。伊萨克·蒂欣格先生与他的副使范百览，马上就要去质询会上接受质询会成员的调查。
与其说这是一个使团，还不如说是一群等待审讯的嫌犯。
而西沙海巡署装备的快速帆船，训练有素的海军官兵，都让人可以确定，中國新政权对荷兰人的亚洲殖民地是有些想法的。
唯一需要马戛尔尼考虑的是，英国殖民地当局，要怎样面对这个试图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新帝国？要知道，在荷属巴达维亚，中國人的数量要比欧洲殖民者多得多，荷属巴达维亚变成中國的海外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和备受瞩目的特使不同，作为副使的斯当东、庶务总管的巴罗，却有足够的时间开始他们的搜集情报之旅。
前清年间，除了少数特使，外国人想要踏上中國的土地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情。
如今已经自号“清禅居士”的前清陕甘总督李侍尧，他在两广总督任上，就严禁洋商直接与民间贸易，甚至连洋商学习中文也被他当成是一件罪大恶极之事，一并查禁起来。
然而此刻，等待着狮子号、印度斯坦号修整的斯当东和巴罗，可以自己走到街面上来。当然，琼崖路的安抚使特地给他们配了一名通事、两个卫兵，免得这些家伙乱跑乱撞，被海南的黎民绑了票就有的乐子可瞧了。
在斯当东这位植物学家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在琼崖路的这段短暂时光没有多费笔墨，然而庶务总管巴罗这位后来自诩“中國通”与“汉学家”的三流作家，倒是在他的《巴罗爵士中國行纪》里大书特书了一通：
或许可以立下一条不变的法则：一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下，能够判断一个国家达到了怎样的文明程度。
妇女的习惯与丰富情感，对她们所在的社会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视女性道德与才智的国家，必定有文明的制度与良好的风俗。但是，一个国家若是产生了严重的性别歧视，那必然会给它的国民带去黑暗与苦难。
在我们幸福的岛屿上，只有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治下才得到应有的尊重。但除了女王陛下的治世之外，女性同样遭受着粗暴的对待。在威尔士，妇女被随意买卖给男人。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在亨利八世时，禁止女人和学徒阅读英文版的《新月全书》。
在有修养的希腊人中，妇女也不受尊敬，荷马贬低所有在他笔下出场的女性。希罗多德以赞赏的口吻，称赞巴比伦人怎样拍卖那些才学出众的女奴。
在鞑靼人统治的时代，中國人学习了野蛮人的风俗，比古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欧洲人更尽情地侮辱女性。他们把女人的双脚用布缠起来，为的是禁闭她们，免得她们面对这个社会。女人抛头露面，会被认为是可耻的。
在中國，女人不能在学校中接受教育，也不能发挥她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参与到那些值得称赞的工作中去。于是她们的情感与才能，只能封闭在时间停止了的狭小空间中，吸烟、刺绣、乏味的宗教书籍，就成了中國女性的全部乐趣。
这种局面，让新朝廷的官员们极为恼火，尤其是“缠足”这一恶习，几乎剥夺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劳动力。
被缠足而弄断了脚骨的女性，无法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而就我们所见，在南方的几个省，都有成年的女性，用她们已经畸形了脚，勤恳地劳作着。
尽管新朝廷很快禁止了这种野蛮的习俗，但是民间却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个体面的、有身份的家庭里，如果不给女孩子裹脚，就意味着家庭中缺乏道德的约束。倒好像他们的道德，完全寄托在了女性的脚上面。
为了保持他们道德上的优越感，依然有很多家庭偷偷地给女性裹脚，他们很多都是乡绅与商人，甚至在结婚的时候，新娘是否裹着一双小脚，被当成了光荣与贞洁的象征。
不过新朝廷的官员们，很快地使用了一种有创意的方法，对这些守旧的绅士们进行了更为有力的回击。
在中國南方的广州省，缔造了新朝廷的大人物指定了一条极有幽默感的惩罚方式。并且随着新朝廷不断地扩张其领土，渐渐地推行到了全国范围里去。
作为一位宗教领袖，这位大人物命令他所领导的神职人员，在每个教区中巡视，将那些敢于用缠足这个方式折磨女性的人们提起控告。
而后，这些人将会面临一向从来没有向男性实施过的酷刑。
在使团停留在琼崖路的那几天里，我有幸目睹了一次这样的刑罚。
被处罚的犯人是临高一位德高望重的乡绅，他在鞑靼人的朝廷中取得了“秀才”的学位，这在这个南方的岛屿上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也正因如此，他被当地的居民视为道德与学问的楷模。
因此，这位秀才老爷有着强烈的捍卫道德的使命感，他不但称呼新朝廷的官员都是出身于商人和盗贼的叛变者，更将负有拯救女性们免于野蛮习俗残害的神职人员称为没有道德、寻欢作乐的下流胚子。
于是，这位忠诚的前朝子民，接受了来自新朝廷的公正审判。除了诽谤罪之外，他和他家族中的男丁成了“缠足罪”的第一个处理对象。
他们被带到广场上，将他们的靴子脱下来，然后由老练的妇人拿出长长的白布条，将他们的脚趾紧紧并拢，而后将整个脚包起，用力地弯成弓形。
这就是鞑靼人统治的时代，用来约束女性的缠足，而现在，这种风俗被反馈到了那些沉迷于这个不健康的爱好的男人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惩罚，也是一个嘲讽，它似乎意味着旧的风俗即将从这个国家被消灭，而新的风俗是否会到来，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