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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章 君子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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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觉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论给这个年代的书生们上课,自己讲得一本正经,他们听得也异常认真。这是徐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富国安民策》已经有体现,这些书生已经不陌生,把儒家体系用这样一种简明的办法表述出来,还有一种新鲜感。
    
    世间的道理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便就变得复杂起来。从上天找道理,把一切归之于天命,结果到最后上天对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们只好转向人自己,从人的本性中去找一个理由。天理不可测,而人性总有迹可循,结果使整个体系变得愈发繁复。世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给你一个解释的道理,摆在那里发生了本来就是道理,只是去认识,去理清其中的规律就好了。
    
    见众人不语,徐平又道:“讲过了仁、义,便就明了君子何义。仁是两个人,义是三个人,那么君子就是一个人。何为君子?从于仁,合于义,便就是君子。无仁、义,也就无君子。合于仁、义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于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却可以指引前进的方向。是以我们朝着仁、义的这条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间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迹论之,论迹不论心。”
    
    张载眼睛一睁,面上满是茫然,实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护,小子一事不解。依都护所言,岂不是世上并无君子?然历代圣贤,又作何解?”
    
    徐平道:“盖棺而论定,世间只有先君子,而无现世的君子。活着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没有是不是君子这一说。只有身故,后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为君子。古人讲盖棺而定谥,夫子论语中只论君子之行,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所谓君子,不过是观其行迹合不合于仁、义,人未死,则以身行仁、义之路不止,故曰至善于君子如北辰。”
    
    听了这话,众人多是满面茫然,还有被吓怕了的人。君子、小人之争,正在朝中掀起波澜来,历史上还大大加剧了党争的严重程度,徐平却把君子、小人的定性一笔直接抹掉了。没有君子、小人之别,只有行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这个手段消弭已有苗头的党争,而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文化系统中去除人的本性决定后天行为这一思想,自然就没有了天生的小人和君子。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当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便就提供了否定这个定义的反面。故正确的定义,必然是不明确的,是以孔子讲仁,只是表述什么样的行为是仁,而并不下仁的定义。定义了直立行走的动物是人,便就同时提供了猩猩、狗熊这样的反例。定义了会使用劳动工具的是人,同样就提供了猩猩、乌鸦这样的反例。不管是从这些方面,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只要定义了人的概念,就同时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时提供了上帝悖论。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认识是自己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定义概念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限制,必然是不完备的。
    
    不只是社会概念如此,自然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牛顿力学大发展,人们欢呼即将揭开自然界的秘密,从此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真理,接着就出现了相对论。当人们欣喜地以为相对论描述了客观的宇宙,又出现了量子力学。每当人类以为把宇宙放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从此一切尽在掌握,就会催生出新的理论来。无他,当把概念定义清楚,便就把宇宙的一部分排除出了概念之外,同时制造出了反例。
    
    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可以摸索出规律来,不代表世上就有一条真理,你过去抓住了从此宇宙就全在其中。中国信天命,洋人信上帝,或者其他什么惟一的神,映射到自然科学中就表现出来去追求一条终极真理。科学讲精确性,而如果没有神存在,那么科学必然是不能用公式和真理来完整表达客观世界的。这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否认这一矛盾,就是人把自己代入上帝当中了,在不信上帝的同时自己要去当那一个上帝。
    
    只要承认客观第一性,主观意识第二性,唯物主义,则这一对矛盾就存在。只要承认运动是宇宙的永恒,矛盾是斗争与发展的,永无尽头,则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也永无尽头。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是徐平前世中学就开始学习的唯物主义与辨证法。徐平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基本认识,就只能改头换面,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当中去。
    
    理出了这一套体系,加上前面的《富国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构建。以这一套意识形态,再进行细化,来进行政治结构的调整,施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这个年代将要进行的改革。
    
    自然科学尚不能有一套永远不变的真理来精确地表述客观存在,针对社会就更加没有定义好的了一套体系。变化是永恒,静止是暂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则就会放弃把万世法精确下来,形成固定制度的努力。万世法只是指导思想,制度和措施是随时要变的。
    
    面前的诸生大多茫然,显然他们不会想到徐平会给他们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来。本来在大多数读书人的认识中,徐平是个善于做事的能臣,文词上面不擅长。书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规律,纳入一套理论体系当中。徐平做事,他们来整理,最终这是徐都护的功绩,但却是由书生们建构起来的。却没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体系,只是等待细化、完善,与原来的文化传统接合。大的框架已经立起来,只剩细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统一思想。对内施政如此,对外作战也是如此。
    
    仁就是对内,这个含义跟好不好、善与恶无关,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国家对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粮纳税,积极向善,勤奋劳作,都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做到了施政遵从百姓的利益,百姓才会对国家尽自己的义务,不然一拍两散。由此引申出的法律制度,也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尽国家义务,则进行惩罚,就是刑。还有一部分是犯了错误,则进行教育改造,就是律。这些概念本来是个什么样子不重要,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面目,只要找出根据来,重新发挥就是了。
    
    义最大的意义是对外,即对外不兴不义之兵。人和人的关系难以理清,与外邦总是容易一些。国家、百姓和外邦,这三者之间,用义来进行规范,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这个时候把一套体系抛出来,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对外。
    
    党项之战被徐平定性为内乱,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定义为内乱只是为了好处理接下来的善后。郡县其地,派官员进行治理,总得有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化外,那么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把这一块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义上的立场。朝中反对的官员,总有一个这钱花得值不值得的争论。你觉得开疆拓土,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是很威风的事情,但为了此事作战牺牲,为此承担税收钱粮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认为?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其他人还觉得没有好处只好坏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终会面对参军的将士们,觉得打的仗不值得,军心涣散,战力下降。甚至有一天,连招兵都招不到。对外义战,是国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只有用一个义字,让百姓坚定地站到国家的立场上来。
    
    徐平的前世,军队有一种说法是不开第一枪,其实也是要占住一个义字。只是这个义字过于难以精确定义,在某段时间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而已。
    
    灭了党项之后,还要接下来面对契丹。要不要与契丹开战?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都需要从道义上站住脚。不能说我现在能打了,所以就来打你,那会失去民心的。
    
    军失民心,战力的丧失靠武器装备是救不回来的。如果用利益来引诱民众参军,用利益诱使军队去打仗,失去了大义,最终还是要走到现在禁军的老路上来。只有凭着武器装备比别人好,国家实力比别人强,打一些顺风仗。一遇实力逆转,再无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对朝中官员的约束,不在朝里当官,你管人家怎么做呢,有法律、道德进行约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远远严于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面不近人情也正常。比如不能在辖区娶妻,不能在治下置产,官员私下交往要注意,亲友在职务上要回避。相对来说吏便没有这样严的要求,官吏有别,也别嫌官的地位就要比吏高,约束在那里呢。
    
    总而言之,要用君子、仁、义这样一套体系,建立对内的制度和施政措施,对外的交往的文化根基。朝廷的制度和施政,对外的交往,都有一套内在逻辑。这样统一起来,才有完整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心血来潮去定一件事情要怎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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