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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蔡襄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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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一会,一直不说话的吴充道:“相公西北大胜,重整禁军,总觉得是要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却又一下国政大变。相公正当青春,是否求治过于急切了?”
    
    欧阳修道:“西北灭党项,败契丹,有此功,相公还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罢了。”
    
    吴充不说话,蔡襄举杯一饮而尽,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过庞杂,一时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点,相公言欲抑势力之家对小民的侵夺,要在天下均田方税之余,还要凭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则出钱。又要官把城镇之间的场务、酒楼、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卖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还优先卖给乡间大户,太过麻烦。如今三司钱粮广有,有银行在那里,把官营之业全部卖出又如何?盐铁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欧阳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们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处。”
    
    蔡襄脾气最倔,一听欧阳修的话,眉毛一扬:“有何不知情处?逐匈奴,行盐铁,汉武帝之政。徐相公灭党项,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经理西域,无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罢了!”
    
    吴育咳嗽一声:“君谟,相公一再言,君子当论迹不论心,以君子为北辰行之,你又行诛心之论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为政,势力之家和平苦之民为两端,现如今乡间小民艰难,故行此政纾缓民力。城镇里面,朝廷管得严,抑势力之家太过,产业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紧处当松,松处当紧,朝廷从容处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处为紧?何处为松?说得过于玄了!若真是为小民着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没于官,天下之田一没于官!有场务,有营田务,自经营之。怕势力人家借田土和场务盘剥小民,收入朝廷,朝廷总会怜民爱民!”
    
    吴育道:“此话我还真问过,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这何用猜?无非全没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无数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虽有大功于国家,终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吴育笑道:“是以说,君谟,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脑,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赵忠献相公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为第一。忠献相公佐命之功无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居相十数年。徐相公对宰相治政第一条,就是文正相公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相公何许人?出西北统军,其余大臣三辞四推,相公慨然赴任。灭党项,败契丹,编练陇右之军。朝廷要调,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将、最强之军拨付出来。军功如此,说除军权,相公立即上马回京。”
    
    说到这里,吴育摇摇头:“君谟,你要改!徐相公当政,再是如此随口评论,只怕不会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对官员合不合职任极是较真,你这样是犯了谏官的大忌!”
    
    吴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关系不比旁人,这是真地在劝他。
    
    蔡襄知道自己说得过了,不再说话,只是喝酒。
    
    欧阳修瞪了蔡襄一眼,问吴育:“君谟说把天下之物收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赋收之,以官营之场务夺之。此物尚余也,入势力之家。官收此物为何?官员俸禄、养军之费之外,当治生产,使世间钱粮越来越多。治生产,自然于天下有好处。只是场务必有余利,此余利用全用于治生产,非不想也,势不能也。三司再大,岂能天下之钱一一全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贪渎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没于官,非抑势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纳势力人家于朝廷内也。此等人得利,朝廷当怨,日久必生乱。”
    
    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灭剥削,而是把剥削者收入了政权内部。初期是政权这个交集撑大,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集合几乎全部纳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跟早期的剥削社会生出阶级一样,在交集里仍然会分出阶级。最终的结果不是消灭了剥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权内剥削,换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罢了。这个时候的政权,承受被剥削者的全部怨气,相当于剥削者的背锅侠,还怎么维持?
    
    以为如此做从此跳出了治乱循环,实际上治乱循环只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
    
    欧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没有治乱循环?当然有,一次一次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换一个名字就不是治乱循环了?治乱循环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时代,实现大一统,几乎无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乱循环,怕的是天下兴亡,及时改革调整,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现治乱循环了,真没有办法,社会发展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解决不行,经济危机不允许发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不许有,这是日耳曼人那种又蛮又轴的劲头。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两全其美只是暂时的,矛盾是发展转化的,好的总有一天变成坏的,坏的有一天说不定就变成好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孙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因时制宜及时更改。
    
    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负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这是革命党的办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敌人,一旦社会矛盾转化,政权的基础就轰然崩塌。苏联的崩溃从内从外可以找一万条理由,可以揪出来无数个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为执政党,采取了革命党的办法,最后亡于内部。
    
    政权有立场,但不要让立场左右,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旦丧失,政权就非常危险。
    
    共产主义留给后人的关于社会的最伟大的理论财富,一是发展的观点,发展是社会的必然。二是阶级矛盾是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矛盾论。
    
    矛盾是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体现了矛盾的对立,却没有体现出统一。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论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哲学基础。科学主导了生产力的发展,哲学则主导了政治理论。政治失败,内因大多都是在哲学基础上。
    
    徐平为什么在出现两党制萌芽的时候,要一道德,改为一党?便就是因为从哲学基础上生出来的两党制,历史上的宋朝已经走过一遍了,没有必要再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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