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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跑了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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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怎么办?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要不得。历史的进程要向前看,发展到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经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了。包括官制在内,重行唐制都是削足适履,没有可行性。
    
    殿试黜落则伤圣恩,滥取则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徐平已经定了,让殿试落榜的进士可以选择入御前忠佐司的将校营参军,留了一条路,已经够了。历史上富弼为相,最终还是借欧阳修,把省试的名额压了下去,形成了殿试不再黜落的制度,从实际上废除了殿试。这是这些人对恢复唐制的泥古表现,包括官制改革,恢复三省,都是如此。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历史上元丰改制,官制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后悔。看起来改完的制度整整齐齐,实际上跟政治现实不适应,处处都别扭,最终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现实需要制度的灵活性。以为经常变更是制度不完备,非要形成百世不变的制度和官僚体系,是死读书,忽视现实需要的表现。
    
    三月二十二,乙丑日,殿试放榜。
    
    御试官上本届进士名次,本以王安石为第一,因为赵祯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决定改为第二。结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韩绛,都因恩荫而有了官身。制度不允许有官之人为状元,只好把王安石改为第四,原第四人杨寘为状元。
    
    杨寘继王曾之后,再次连中三元及第,也无话好说。宰执学士都贺得人,站在前边的徐平只有苦笑,看着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许王安石需要这样的挫折,徐平最终选择了沉默,看着王安石的状元飞了。
    
    依旧例,由次相到琼林苑押宴。
    
    回到政事堂,晏殊对徐平道:“相公,杨察是我的女婿,本届状元杨寘是其弟,我去琼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换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圣上去,哪有回避之理?相公但去无妨。”
    
    杨察是景祐元年的榜眼,本届状元杨寘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杨寘论起来是姻亲,不过押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回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苏颂同样是本届进士,要回避那只有章得象去了,让第三相去又显得不隆重。
    
    苏颂因为父亲苏绅在考官之列,参加的是别头试,最终中乙科。徐平不以为意,只要中了进士,未来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说自己这个丈人,前世能记住这外名字,就说明苏颂未来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观其才学,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
    
    张载、刘敞这些人,因为曾经跟在徐平身边,参加按徐平思想进行的进士试,全都高中。刘敞中甲科,张载中乙科。
    
    看着晏殊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杨寘此人,文学高选,事亲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随口道:“景祐元年状元张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样也是事亲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过世,唐卿哀过于伤,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伤,甚是难为。”
    
    张唐卿状元及第,通判陕州。治下有个叫吴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吴忠盗了母亲尸骨,与父合葬,事发被捕。张唐卿以其虽然罪当受刑,而出于孝心,令其到母亲改嫁的那一家负荆请罪,结了这一案子。不久之后,张唐卿父亲身亡,他悲伤过度,最终吐血而亡,二十八岁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发,没想到一语成谶。数月之后,杨寘未及赴任,母亲身亡,他最终悲伤过度,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岁。
    
    几年的时间,两个状元皆因为一个孝字,过早离世。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度,再好的事情,也会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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