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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困顿之局,天道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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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军事对峙在表面上形成,但却并不意味着平衡,意味着相安无事。
    
    对于拥有强大水师的明军来说,不必沿江处处布防,只要有战船游戈,再在几个要点驻扎重兵,便足以遏制清军渡江来攻的危险。
    
    而清军则因为明军可以利用水师之利,灵活选择渡江攻袭的地点,而变得难以防守。再者,现在的明军与当年是大不相同的,从上到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充满了进攻的**,可不会让清军安宁。
    
    清廷也看出了自己的弱势,沿江平均分配兵力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采取重点防守。仿效对付沿海袭扰,清军在近江地带实施了迁界,形成一段真空的无人区,将兵力屯驻于几个要点。
    
    第一重点地区便是荆襄,清军以南阳为前线,洛阳为后基,防备明军攻入河南;又在平利的白土关加强城防,扼湖陕边界要隘,与河南清军呼应,对荆襄地带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第二重点地区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以孝感为前线,以信阳为大本营,西防荆襄,南防武昌。
    
    第三驻扎重兵的地区在合肥,这里是“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中原之喉”,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府。
    
    第四重点地区在淮安,这里邻江近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屯兵于此,一来可以阻遏以崇明岛为基的明军攻掠,二来也防备明军由运河北上。
    
    长江已失,黄河便是清军依靠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清廷还不死心,屯兵于长江黄河之间,以求一逞。只是——
    
    “龙失大海啊!”鳌拜坐在椅中,望着墙上的地图。叹息出声。
    
    6地争雄,骑射无敌。这本是八旗的优势,也是其赖以取天下的根本。但现在看来,没有得力的水师,整个战局便不免顾此失彼。
    
    比如天津、塘沽,明军有强大的水师。严重威胁着有“河海要冲”和“畿辅门户”之称的要地。这里是必须驻兵严防死守的,至于山东、直隶沿海,也只能用迁界的方式予以凑合了。
    
    所以,对峙是表面的,是暂时的。明军不断地开展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保持着士气,训练着新兵,熟悉着战阵。打破平衡,只是需要一个时机。一个合适的攻击点。
    
    “兵部已调施琅入京,他熟悉水战,于操练水师亦有心得,或有解决之道。”遏必隆苦笑了一下,劝慰般地说道。
    
    “汉人终不可信,亦不可大用。”鳌拜哼了一声,心说:什么解决之道,不外乎造战船、练水兵。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何而来?再者,耗时费力。恐怕也是缓不济急。
    
    索尼病得愈重,四大辅臣剩下了三个,鳌拜稳稳地居于位,位高权重,几乎把持了朝政,大小事情。多是一语而决。
    
    “祖泽溥奏报:胶东地区人心浮躁,有流言称明军要登6反攻,颇有些草莽之辈欲要作乱。”苏克萨哈沉声说道:“山东近直隶,不可不防啊!”
    
    山东的骚动当然有明军大胜、光复神京所提供的心理鼓舞的原因,还有沿海迁界扩大所造成的混乱。当然也有于七等人的动作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
    
    至于山东的府县,以胶东的登莱等沿海地区最为不安。因为有传言说明军人数过十万,兵锋直指山东,并打算以山东为跳板直扑北京——这种说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为北京方面普遍认为明军既然具有水师的优势,在山东登6作战倒不如直取天津,那样更能威胁京师。
    
    从山东到京师,明军舍舟师之长,与清廷在北方平原交战,显然并不合乎常理。
    
    山东方面当然也知道“南舟北马”的道理,不过事关山东各级官员的乌纱帽和性命,他们依旧高度紧张。清廷则认为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明朝的细作和间谍在山东渗透,鼓动起一些乱民起事,以策应明军在其他重点地区的攻势。
    
    “祖泽溥的督标便有一千人马,要是还对付不了几个山贼草寇,那他这个总督也就不用当了。”鳌拜哼了一声,不悦地说道:“要说人心浮躁,哪里没有,大惊小怪,被吓破了胆吧?”
    
    漕运一断,粮米飞涨。虽然小冰河期正在转暖,但还远未恢复正常。北方与南方相比,农业种植的效果更是大大不如。战事正紧,征兵抓伕,又使从事农耕的人口不足,北方满清的财力、物力,越来越难以与明朝相抗衡。
    
    吃不饱、穿不暖,连食盐也因为迁海也开始短缺。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使人心安定?鳌拜自知其中究竟,但苏克萨哈一提,更是让他心烦。关键是他们想不出办法。明朝能从海外进口粮食,而且是很早便有的行动,他们现在就是有此意,也无法实现了。
    
    不提明朝水师的强大,单说形势,也没有哪个国家敢靠清廷的边儿。连蒙古诸部都敢阴奉阳违,观望风色者多,出力襄助者少,就更不要说本来就瞧不起满清的朝鲜、倭国等国家了。
    
    本来历史上荷兰因为台湾与郑家结怨,还与满清勾结过,想商贸,想打败郑家而重夺台湾。但现在,荷兰也向明朝示好,得以在广州建立了商馆,与明朝进行商贸往来。
    
    内外交困,钱粮窘迫,用来形容现在的满清是很恰当的。但满清是异族统治者,也与一个赌徒一样,不到最后绝望,他们是不会放弃抢到手中的权力和享受的。至于百姓穷困饥饿到什么地步,那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维持,强撑,到几时算几时。满清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不甘心再回到苦寒的辽东,不甘心放弃中原大地,不甘心失去他们所有用暴力和杀戮得来的东西。
    
    苏克萨哈张了张嘴,把话都咽了回去。现在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但鳌拜把持朝政。又素有嫌于他,什么事情一经他口,反倒会耽误,甚至是不办。
    
    据密谍报告,朝鲜不稳,北伐派势力大张。又有扩军备战的计划: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千名。虽然由于财政困难,要想实现这样的扩军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情形可畏,其心可惕。
    
    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一直用崇祯年号。这些情况是瞒不住清廷的,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除了顺治下诏斥责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如果说朝鲜是插在所谓“龙兴之地”背后的一把刀,那么蒙古诸部的态度变化。则更表明的形势的恶劣。
    
    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而清廷统一蒙古各部后,取消了各封建主和汗原有的诺颜等称号,参照满族官秩,分别给蒙古封建主及黄金家族的成员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还下设一、二、三、四等台吉。非黄金家族的封建主及贵族成员则封为一、二、三、四等塔布囊的品秩。按照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等级的俸银、俸禄、随丁及各自等级标志的服饰。
    
    蒙古诸部在捐输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词延宕,但俸银、俸禄却还要得勤快,又给清廷背上了一个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而蒙古诸部态度转变更为明显的是开始违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经济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清廷却从抑制蒙古经济的展和掠夺蒙古经济等目的出,制定了封禁制度,让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这自然会招致不满,在满清强大时,蒙古诸部还不敢违抗,但此时却已经不太把满清看在眼里,或者说蒙古诸部对明清战争的胜负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评估,不再把宝押在满清身上了。
    
    这样的内外倾向是危险的,特别是任由它展下去的话。苏克萨哈曾提出过倾力一战的想法,但却被否决了;他也曾赞同过迁都,回到龙兴之地喘息的议论,更是被无情斥责。
    
    在苏克萨哈看来,调集精锐,哪怕是京师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场大胜,那人心也会大大扭转;若是败了,那便劫财掠民退回辽东,与明朝打持久战。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还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辽东的气候、地形,更有与明朝耗下去的资本。
    
    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比现在这种硬撑下去要好。空耗实力,却又无决战一场的意志;分兵驻防,又显得处处难守。时间一长,人心更乱,财政更紧,更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输——”鳌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悦地说道:“数目太少了,如何影响其他商人?”
    
    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满清的八大蝗商)。
    
    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其实,早在满洲人入关前,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起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军事情报,搞起了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特别是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时,彼一时。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是先盯上了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们进行带动。转而从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财富,以便支撑这场在他们看来,还未失败的战争。
    
    “倭国幕府在南京陷于贼后,便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终止了贸易。”苏克萨哈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损失很大,这个时候——”
    
    “现在是有所损失。”鳌拜不为所动。冷笑着说道:“以前呢,对日铜贸易那可是暴利,他们赚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过于贪婪,处处伸手,竟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承包了对日铜贸易。当时的清廷在国内禁止采矿,进口铜业自然是暴利产业。
    
    但在明军光复南京之后,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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